中国兵权如何交付？
古代的军队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神秘。周朝的军队其实就和近代的殖民地一样，是农奴制国家，士兵就是农奴，平时在家里种地，农闲了训练一番，战时出征。周王就是最大的指挥官，直接指挥诸侯国部队。春秋战国虽然诸侯割据，但战车还是很重要的，一国的战车加起来也就几千辆，这些车要由奴隶来驾驶。作战时一辆战车一个步兵方阵，指挥者站在车上，下面的人拿着长矛，盾牌，剑，斧头，标枪一类的东西冲杀。
秦统一后建立了直属于中央的精锐部队——北军南军。北军主要是步兵，负责守护京师和戍守边疆；南军主要用战车，负责中原地区的野战。每一军各五万人，总共十万人，号称“百万雄师”。这已经是相当规模的重装步兵军团了。 汉承秦制，建立了一支精兵——羽林军，隶属于光禄勋部下，作为皇帝的近卫军。汉军基本延续了秦军的编制，但车兵退出了历史舞台，步兵成了唯一的选择。
东汉时期，天下纷乱，州刺史有了自己的部队，称“部曲”。所谓“部曲”，有战斗力的士卒的意思。后来州郡的部曲经过多年的征战，逐渐融合，形成了魏晋南北朝的“府兵”。隋唐以后的“禁军”“厢禁军”等，都是府兵制的延续。 而周王朝时期的封建藩镇实际上一直延续到了宋朝，只是称谓变了，宋初的厢禁军和殿前司都指挥使司实际上是中晚唐五代的藩镇的军事力量（节度使）在宋太宗时的继承和发展，而宋太祖时期的“强干弱枝”，削弱节度使地方力量的举措实际上是在中央集权过程中对军队的重新编组。
至于元朝，蒙古铁骑不需要什么行伍顺序，也不需要什么阵型，一支马上的轻骑兵，只要能够奔跑，任何阵型在他们面前都是形同虚设。所以元代的军队没有太多的约束，相对而言比较随性。
早在半个多世纪前，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和领导人毛泽东同志在回答美国记者史密斯的提问是就明确指出：“我们的政策不在教条，而是从经验中得出的结论。我们首先是把农村的穷人组织起来，发动他们去夺取军阀所操纵的地主和不合作的地主的土地与财产。这样，就使农民群众武装起来，而且也使部队有粮有衣。然后，我们就率领这样的武装农民，向进攻革命地区的军阀势力发动进攻。”这段精辟之论，不仅对当时如何开展武装斗争和怎样维护军队建设的物质基础，具有直接的针对性和指导性，而且对我国当代军队改革，对如何解决兵权问题仍然有着现实的参考和指导价值。
毛泽东同志的上述思路和作法，作为对中国国情下如何进行军队改革的独创经验，一直为我党在军事行动和治军方略上所运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其他领域改革的全面展开，军队改革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和各条战线改革的成功，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出现了新的生机，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军队改革，如何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正确处理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的关系，解决好兵权问题是军队体制改革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所在，为此，在改革的决策过程中，党中央确定了两项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原则，中央对军队统一指挥，实行军政、军令分授；
二是把主要的常备兵力集中到中央军委建制中来，以保持这支武装力量的高度集中统一和强大的战斗力。
正是依据这两条改革的指导原则，在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在国家各有关单位的协助下，经过几年的努力，克服了许多实际困难，兵权问题在80年代中期得到根本解决，初步建立了符合中国国情和现代军队要求的军兵种领导指挥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