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辅2018年打仗吗？
作为在基辅大饥荒中幸存下来的人，我可以说，1932年和1942年至1943年的情形十分相似——饥饿、死亡和战争。 1932年到1933年间，数百万人死于饥饿。我的父母那时都住在利沃夫（L’viv），他们告诉我说，他们饿得两眼发花，看不见任何食物。即使有食物，也没有钱买。他们只看到面包上有一道红线，那是用来分割税卡的界线。吃面包的时候，必须沿着这道红线啃食，由于饥饿，人们宁愿吃得慢一点，也不想浪费了可能用于购买食物的口粮。
1933年初，军队开进了利沃夫，街上到处是身穿制服的士兵。突然间，一切都不一样了！军队分发土豆和大饼给我们，还有茶和糖。过了几个星期，我们甚至有了鸡蛋和肉类。但这一切都是限量供应的。 不久之后，德国入侵了波兰。我父亲是一名炮兵中尉，他的部队被派往西线抵御德军。他驾驶着一辆满载着15cm口径火炮的卡车，穿过德国占领的波兰地区，向捷克斯洛克尼亚（Czecho-Slovakia）边界驶去。途中，他们遭到一架德国空军轰炸机的骚扰。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停下了车，躲在一颗大树后面。这时，一枚50kg重的炸弹在卡车附近爆炸。
我父亲的腿被打断，同车的两名乘员当场阵亡。尽管伤势严重，我父亲仍然被送回了基辅。由于缺少医疗用品，他的伤口感染了。他全身都长满了水泡，最终因感染而死。我在童年时期经历过很多次枪林弹雨，因此对这些事情早已司空见惯。
后来，我又随家人移居巴西，并在那里长大成人。我对苏联和东欧的记忆逐渐淡去，开始向往一个新的大洋彼岸的生活。但1982年的一次家庭访问，让我重拾童年记忆，再次意识到自己对故土的深深眷恋。 我回到了基辅，然而这座城市已是一片废墟。我童年的朋友大部分已经去世，那些活着的人也在为如何生存而挣扎。我看到了成堆的尸体，他们在寒冬里挨冻而死，尸体无法火化或埋葬。我见到了一些战友，他们都是和我一样来自西部的难民，说着带着西部口音的俄语。 我们以前是敌人，而现在我们是同胞。我们在西伯利亚的煤矿上劳动，挖掘煤炭，将之运往东部地区。每天我们能赚40美元——对于当时的情况来说，这已经是很高的工资了。
有一天，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去采煤，忽然听到远处传来枪声。我们跑出作业区，看到一队全副武装的俄罗斯军人。 “你是犹太人吗？”他们问我。 “是的。”我回答说。 “那好，跟我们走一趟吧。”他们说。 他们把我们带到了旅长那里。“你听说犹太大使馆的事情了吗？”他们问。
“没听说过。”我答道。 “那么现在你就听说了。你是一名间谍，还是犹太大使馆的成员？” “我不是间谍，也不是犹太大使馆的成员。”我否认他们的指控。 他们不信，再三逼问我。最后我忍无可忍地说道：“如果你们再逼我问同样的问题，我就说我是犹太人大使馆的成员。” 他们听了大吃一惊，立即换了口气：“那么我们就不问了。”随后，他们让我回到矿井继续工作。